张士德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是张土诚野战军将领中最有抱负和最有能耐的人，也是在他的政治助手中最有节操和最精力充沛的人。没有了他，张士诚的组织开始改变了特征。另外，压力也在以下两条战线上增长：即方面从南京方面增加了朱元璋的压力，一方面又从杭州元王朝增强了该行省政府的军队这个新因素的压力。张土诚传话给杭州的元王朝官员，表示他愿意投降，但他提岀的条件被行省当局认为几乎是太傲慢了。

在张士诚驻扎在高邮的时侯，杭州的高级官员达识帖睦迩原来曾驻守在扬州；他认为张士诚太狡滑，不可相信。可是他又很需要张士诚的投降，因此1357年未在条件经过略加改动之后达成了协议(张士诚原来要求保留王位称号，现在答应改为太尉)：杭州的元政府派高级官员带任命状给他。这一次他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张士诚的诸弟及其所有朝臣、僚属和其他官员都在省、县级任官，但张士诚获准保留他的政府的实际结构和他对该政府的一切权力。因此，他的土地、他的军队和他所积累的财富都毫发无损。

他除了给元王朝演一个忠诚奴仆的角色之外，唯一实际的义务就是每年由海路向大都输送米谷一百万石或百余万石，但是，京师从未收到多于此数15%的粮米。张士诚从势力日削的元政府的安排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最大的好处是他的新社会地位在汉人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眼光中所赋予的合法性。他的变节行为没有瞒过他们的眼睛，然而现在在他手下做官或者与他的官员交往就不那么危险了。他们也还抱有这样的希望：他可能接受精英阶层的指导，可能按照他们的标准进行治理，并且支持儒家和文人学士的理想。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做得比当时中国的任何其他地区性政治领袖·不论是保皇派或者叛乱分子中的领袖——都要好得多。富庶的东南受战乱之祸的影响比较少，吸引了全中国四面八方的文人学士精英阶层。

(资料图片)

苏州、杭州和长江三角洲其他富庶的城市都享受着一种舒适、考究甚至奢侈的生活，而中国其他地方则大半在痛苦中煎熬张土诚现在大大地时来运转了。除了苏北盐田可能有的税收之外再加上长江南岸农业富庶地区所产的剩余粮食，张土诚的供应在地区性领袖中是最好的。在他有效控制下的人民比他最强大对手们控制下的人民的状况还要好些，因为他的占地面积比别人的土地更紧紧地连成一片，而且控制得更严紧。另外，他不像红巾军运动的那些强大的领袖那样因与排他性的秘密会社认同而处于不利地位。这笔财富似乎使他有可能争取到各种各样的支持，从而使他合法地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

可是事实上不是他，而是他的对手中号称受有天命的可能性最小的人，却使得他的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在现时要具体分析他的失败是很困难的；历史学家今天仍必须依靠17世纪历史学家们所汇集的极好的材料和批判性的研究来进行工作说到张土诚的最后一段历史，正像人们许久以来期望的那样，他在1363年秋天又一次背弃元政府了。这一次他自称吴王，并控制了杭州和浙江北部大部分地方；这些地方是他自1358年以来在各种情况下早已占有了的。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他已经发动攻势扩大长江以北的地盘，攻击了朱元璋在安徽的侧翼，而朱元璋此时正忙于与长江中游陈友谅(1320-1363年)的红巾军王国作战。

可是到了1363年底，朱元璋已经战胜了陈友谅，能腾出力量来注意东方战线了。他摆出垗战的架势，也就是说，到了1364年的新年他自己要称制为吴王。他跟张士诚搞了几乎两年摩擦，但双方都没有发动大战。后来，在1365年末，朱元璋发动了攻势，以求最后解决张士诚的问题。张士诚的地盘，府又一府地失陷给了朱元璋的侵略军之手。

苏州本身被围，并在1366年12月27日缩紧了包围。它的防御在1367年10月1日最后被摧毁；它的陷落成了饥饿无告的人民——他们被困在最近加以重修而坚不可拔的城墙內(这时成了死亡的陷阱)——所经历的恐怖的典型事例。到了最后，张士诚的一群妻妾都忠贞不二地爬进装满可燃物的塔内由其嫡妻点火焚烧，然后这嫡妻自己也刺喉而死。张土诚也自缢于宫内的主殿中，但是被人解救下来，后又被明军把他救活了。他立即被装进囚笼内用车送往南京，几天以后在囚室内自缢身死，时年46岁。

张士诚为什么失败?在张士德死后，他的将军们除一、二人以外，都变得不那么有冲劲了，军队中的纪律和元军一样也松弛了。据当时传说，张士诚的将帅们奉命上战场时都会装病，然后要求财物赏赐，才接受打仗的命令。

不论什么时候战事一不顺手，他们就会放弃阵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因打了败仗而受到惩处。他的政府在开始时很严厉和依法办事，后来懈怠下来了。行政事务由他的幼弟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掌管，他们两人的不负责任、贪婪和弄虚作假的作风毁掉了军队的士气和政府的法纪。

他们纠集了一些文人、艺术家和音乐家，慷慨地庇护他们，但未能赢得更严肃一些的士大夫们的尊敬，这些人基本上不愿为张士诚的政权服务。他没有真能效命以帮助他变成中国皇帝的顾问集团，也没有由密谋者和计划者组成的核心内阁来推动他的政府机器。而最重要的是，张士诚自己没有了进取心。他从一个热情的、活跃的、火气很冲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40岁就悠闲自在地寻欢作乐的人，希望别人替他维持日常政务。他可能比他的某些政敌包括自我毁灭的元政权在内——更能等待时机，而这种耐心可能会使他把帝位逐鹿到手。

可是，他的主要对手不允许他那样奢侈无度。朱元璋是个着了迷的至善至美的追求者，一个有干劲的当家人，老是想猎取大的目标，因而他最后能够抛弃他的红巾军身份，并得到了同样想指导他达到最后目标的儒士智囊团的信赖。这似乎是一个很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在我们还不能知道更多材料以前，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概括了明代历史学家关于朱元璋和张士诚之间斗争的决非不偏不倚的评价，而且它也是现代历史学家之间共同的看法。